海洋塑料汙染治理政策綜述分析

由傑裏米·阿什頓

據估計，每年有數百萬噸塑料從世界各地流入海洋，危及海洋生物，威脅食物鏈，汙染海岸線。盡管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確實發人深省，但最近在許多國家，動物被塑料纏繞或食用的圖片和視頻激起了公眾輿論。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從生產塑料製品的公司到購買塑料製品的消費者，每個人都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憑借政府的監管權力，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動，很難設想解決方案。

出於這個原因，杜克大學尼古拉斯環境政策解決方案研究所和尼古拉斯環境學院的研究人員著手研究世界各國政府是如beplay官网体何應對這一問題的。他們的搜尋使他們找到了編譯和分析2000年至2019年年中為解決塑料汙染製定的近300項政策清單。

聯合首席研究員表示:“在國際和國家層麵，我們認為這可能是迄今為止衡量政府在應對塑料汙染方麵所做的最詳細的嚐試，盡管不可否認不完整。約翰Virdin他是尼古拉斯環境政策解決方案研究所海洋和沿海政策項目主任。beplay官网体“下一步將是嚐試與建模者和其他人合作，估計這些觀察到的政府反應將對問題產生多大影響。”

創建減少流的路線圖

杜克大學的分析是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資助的防止海洋塑料項目。皮尤中心希望借助公眾日益增長的行動勢頭，承諾與各國政府、工業界、科學家和非政府組織合作，製定到2040年顯著減少塑料流入世界海洋的路線圖。

為了實現這一路線圖，皮尤研究中心委托了兩份報告:

• 對塑料生產進行經濟分析，以評估防止塑料流入海洋的各種情況的成本和緩解潛力
• 對在地方、國家和國際各級采取的監管行動的審查

在後者方麵，皮尤通過尼古拉斯研究所研究員、杜克大學法學院教授史蒂夫·路迪(Steve Roady)與杜克大學取得了聯係。路迪是尼古拉斯研究所另一個小組的成員，該小組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進行了類似的分析，內容是關於保護珊瑚礁的國際政策。這在2019年3月聯合國環境大會第四屆會議上提交的一份報告中達到了高潮。

塑料政策分析是由維爾丁和尼古拉斯環境政策解決方案研究所國家政策項目主任艾米·皮克領導的，他還負責珊瑚礁報告。beplay官网体Rachel Karasik和Tibor Vegh，兩位尼古拉斯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員，在製定和實施珊瑚礁政策分析的研究計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研究計劃將應用於塑料。

在組建研究團隊的過程中，維爾丁和皮克還利用了尼古拉斯環境學院和杜克大學海洋實驗室在海洋塑料汙染方麵的豐富知識。

該團隊受益於丹尼爾Rittschof的專業知識，他是尼古拉斯環境學院諾曼l克裏斯滕森環境科學傑出教授。Rittschof的研究長期專注於聚合物和塑料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佐伊·戴安娜(Zoie Diana)是尼古拉斯學院海洋科學與保護係的博士生，在擔任路伊海洋與海岸法課程的助教後，她也參與了這個項目。Diana與Rittschof一起研究塑料汙染的毒理學影響，但她對期待政策解決方案非常感興趣。

“顯然，我們的環境中已經有很多塑料，”戴安娜說。“有哪些政策可以幫助我們管理這些塑料，更負責任地生產它們，以更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它們?”

一個明顯的上升趨勢，缺口有待填補

珊瑚礁報告關注的是國際協議和條約，而塑料政策分析則撒下了更大的網，也納入了國家、州甚至地方層麵的政策。確定的政策範圍從聯合國環境大會決議鼓勵成員國解決一次性塑料對環境的影響到2007年在加拿大馬尼托巴省利夫拉皮茲(人口:582)實施的塑料袋禁令。

對政策的分析顯示，各級政府對塑料汙染的應對明顯呈上升趨勢，特別是在過去十年中。

皮克說:“這表明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不斷提高，或許也表明全球各地的公民正在看到他們的海灘和水域中實際存在的塑料汙染。”

政策回應數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對塑料購物袋和塑料瓶(在較小程度上)進行監管的嚐試推動的。不同的監管方法通常根據地理和社會經濟的界限而劃分——低收入國家和“全球南方”更有可能選擇禁令，而富裕國家傾向於稅收、征稅或收費。

在近20年的分析期間，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40多個國家的政府針對塑料袋製定了某種類型的政策，累計覆蓋了37億人口。

對塑料袋的關注當然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但Pickle表示，這可能與塑料的生命周期不同步，並遺漏了其他類型的塑料，這些塑料最終會進入世界海洋。

她說:“盡管你看到全球各級政府正在投入越來越多的政策努力，但在地理位置、監管工具類型和整個塑料生命周期方麵都存在差距。”

監管領域最大的缺失之一是缺乏處理服裝纖維或輪胎磨損等微塑料的措施。針對微塑料的國家政策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主要集中在歐洲或北美。清單中隻有9項針對微塑料的國家政策，除一項外，其餘都是在過去五年內出台的。

盡管微塑料在視覺上不像塑料袋那麼明顯，Rittschof從該領域的研究中清楚地知道，微塑料如何威脅海洋生態係統，並給人們帶來糧食安全問題。例如，Rittschof引用了一個2018年的研究由中國研究人員李恒祥領導的這項研究發現，珠江三角洲城市地區的牡蠣中塑料微粒含量明顯高於農村地區，尤其是服裝纖維。超過六千萬人生活在中國的那個地區。

他說:“室外環境中的所有塑料——即使它們沒有出現在海洋中——都在向海洋輸送化學物質，因為它們被雨水淋濕了。”“想想汽車，想想聚氯乙烯壁板，想想柵欄，想想所有的衣服。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塑料。”

分析還強調了政府應對措施可能存在的重大地域差距。根據一種模型，在塑料汙染最大的20個國家中，有7個國家的清單中沒有國家政策文件，另外4個國家的政策隻與塑料袋有關。維爾丁很快指出，這些國家可能確實存在相關政策，但可能被遺漏，因為對清單的搜索僅限於某些語言。

政府的努力起作用了嗎?

盡管各國政府至少對某些類型的塑料汙染采取了越來越多的應對措施，但另一個問題仍然存在:這些努力奏效了嗎?為了找到答案，研究團隊搜索了關於塑料汙染政策有效性的科學文獻。

大部分研究集中在限製一次性塑料袋的監管努力上，這是這些政策盛行的自然結果。文獻綜述顯示，這些政策持續顯著地減少了塑料袋的使用，通常在40%到60%之間。然而，它們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比如需求轉向其他類型的不可重複使用的袋子。

研究小組閱讀的大多數專家認為，當這些政策與公眾意識或明確解釋行動必要性的教育運動結合在一起時，往往會更好地發揮作用。然而，似乎很少有政府采取這一額外措施。

戴安娜說:“我們審查的大多數研究都評估了塑料袋收費、稅收和禁令的有效性。”“但塑料袋隻是塑料的一種。我們的許多衣服、家居用品、包裝和許多其他物品都是由塑料製成的，所有這些都會產生微塑料和納米塑料。”

最終，文獻綜述發現，對於這些法規的工作效果，仍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在分析中，隻有不到10%的國家政策對其有效性進行了研究。平均而言，從一項政策的出台到一項有關該政策的研究發表的間隔時間為六年半，這一時間框架不包括分析中的大部分政策。

皮克說:“無論你想以何種方式評估效果，我們都還不能告訴世界，在塑料生命周期的正確時間、正確地點，什麼樣的政策才是正確的。”

在維爾丁看來，這可能是該項目可以做出最大貢獻的地方。

該研究小組與尼古拉斯研究所的網絡管理員喬希·威爾遜合作，使整個政策文檔目錄可以通過一個檢索數據庫．該數據庫可作為政策製定者和其他研究人員的資源，以探索政府在不同背景下如何應對不同類型的塑料汙染。它還打算是動態的，允許在實現新策略時添加新策略，或在發現現有策略時添加現有策略。

維爾丁說:“聯合國環境大會已經表示，他們希望看到全球對這一問題的所有層麵的反應和解決這一問題的進展進行監測。”“這為聯合國提供了一個工具，可以更係統地跟蹤各國政府的反應。”

路的前方

今年7月，皮尤中心與SYSTEMIQ聯合出版了“打破塑料浪潮的減少塑料汙染路線圖。

該報告使用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模型”，在六種情況下比較了2016年至2040年期間的海洋塑料汙染數量。該模型發現，按照目前的軌跡，如果不采取“立即和持續的行動”，每年流入世界海洋的塑料量將增加近兩倍，達到2900萬噸。然而，該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目前可用的技術和解決方案每年可以將流入海洋的塑料減少80%以上。

“海洋塑料汙染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但通過快速和協調一致的行動，我們可以打破塑料浪潮，”皮尤的環境副總裁湯姆·狄龍(Tom Dillon)在報告發布後說。“正如這份報告所顯示的，我們可以投資於一個減少浪費、改善健康結果、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為人和自然創造更清潔、更有複原力的環境的未來。”

回到杜克大學，在分析方麵的工作展示了整個大學對塑料汙染進行的廣泛研究。尼古拉斯研究所為2020-2021財年授予的一項催化劑計劃贈款旨在創建一個塑料汙染工作組，該工作組將彙集跨學科的教職員工和學生，促進社區發展，並開發有助於解決方案的研究項目。一個網站也在建設中，重點介紹杜克大學的研究人員正在做什麼，以及他們將為杜克大學帶來的演講者。

對於進行政策分析的團隊來說，未來的研究領域已經在進行中。正如維爾丁和皮克都指出的，分析特別關注政府行動，但還有其他方法來解決塑料汙染。考慮到這一點，該團隊已經開始了類似的努力，以跟蹤大公司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與此同時，昆山杜克大學(Duke Kunshan University)的一個項目正在從全球分析中提取方法，並將其應用於審查中國政府在國家、省和地方層麵的政策。Kathinka Fürst是DKU環境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和尼古拉斯研究所的教職員，正在領導這個項目的學生研究團隊。

Fürst說:“中國無疑是全球塑料流行的關鍵推動者，但中國也可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鑰匙。”“中國正在加強對一次性塑料產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的限製，在全國各地，我們看到了新的創新政策和技術進步，以緩解塑料的流行。”

與2020年幾乎所有其他事情一樣，COVID-19正在影響全球減少塑料汙染的努力。維爾丁、皮克、戴安娜和杜克環境法和政策診所的聯合主任米歇爾·諾林在今年7月為尼古拉斯研究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疫情已經導致許多政府——尤其是美國的地方政府——“按下了暫停按鈕”，停止了減少塑料的努力"大流行中的政策"電子郵件係列．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一場正在進行的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從表麵材料傳播風險的公共衛生辯論。

“隨著關於COVID-19傳播的新信息出現，大流行過去，我們預計美國地方政府的應對措施將發生變化，”這四人寫道。“美國市政當局有機會重新評估風險，完善預防COVID-19和減少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最佳做法。”

這個項目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