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前，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締約方大會上，中國承諾到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將其經濟的碳強度提高60%至65%，並將至少20%的能源來自非化石能源。2017年，中國為兌現《巴黎協定》的承諾做出了進一步努力，建立了一個全國碳市場，該市場一旦全麵實施，將使稅收或可交易許可政策覆蓋的全球碳排放量增加一倍以上。今年，中國宣布了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環境改革——成立一個環境“超級部”，以加強對新排放交易計劃的遵守。
但在中國努力治理國內汙染的同時，在過去幾十年裏，人們認為中國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在輸出汙染。一些人擔心，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承諾對環境友好，但可能會成為燃煤發電的強大推動力，並對生物多樣性和其他生態價值構成威脅。
中國的國際發展努力能否在環境上可持續?其獨特的排放交易方式能否奏效?
回答這些問題為杜克大學尼古拉斯環境政策解決方案研究所(Nicholas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Solutions)在中國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和合作機會。beplay官网体
學習中國的碳市場
3月13日，中國宣布將把環境政策製定整合為一個機構，此舉可能會影響中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麵的努力。
他說:“這個新部委的有效性不僅將影響中國環境的未來，還將影響中國的穩定性、社會經濟抱負以及全球應對環境挑戰的努力。傑克遜尤因他是尼古拉斯研究所(Nicholas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桑福德公共政策學院(San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關注中國問題的副教授。
新成立的生態環境部擁有確保不遵守環境法規的後果的法律權力，可能會對中國的碳排放交易體係實施有力措施。中國的碳排放交易體係於2017年12月開始實施三個階段中的第一個階段，尋求最終覆蓋從電力行業開始的八個行業的碳排放。
如果中國新的碳市場能夠有效地抑製碳排放，世界將會從中受益。但即使市場出現了滑坡，它也可以為其他市場(包括現有市場和新興市場)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這是因為它采用了一種與迄今為止任何其他碳市場都不同的政策機製。
在新,同行評議的研究尼古拉斯研究所研究員和桑福德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比利Pizer和清華大學的張希亮研究了中國的排放交易方式與加州和九個州的區域溫室氣體倡議等地方實施的傳統限額交易方式有何不同。
中國碳市場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多部門可交易的績效標準——這是一種帶來了一些獨特挑戰的新方法。
皮澤說:“有了一個可交易的績效標準，比如限額與交易計劃，能夠相對廉價地減少排放的公司將把他們的排放額度賣給麵臨更昂貴減排成本的公司，而績效標準將平均達到。”“此外，如果對整個行業來說，這是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緩解策略，那麼在受監管的行業內，生產可以從更髒的生產商轉向更清潔的生產商。”
但可交易的績效標準也有一個缺點。限額與交易計劃會導致反映減排成本和產品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產品價格上漲，而性能標準則會導致隻反映減排成本的產品價格上漲。當可交易的績效標準適用於多個部門時，這種差異導致了相對低效，這種低效被放大。
皮澤說:“在單一部門可交易的績效標準下——比如說電力——減少用電量的動力要小於限額交易計劃。”“在一個多部門可交易的績效標準下，不同部門的公司之間可以進行貿易，以進一步降低整體成本。但如果某些行業的標準比其他行業更容易達到，最終就會阻礙碳排放產品中具有成本效益的選擇，造成額外的效率低下。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細分領域，例如，同一領域的不同技術麵臨不同的標準。”
最後一種方法——中國打算在其電力行業采取的方法——可能會減少放棄汙染技術的動力，而且如果生產轉向排放更高的子類別，甚至可能會增加整個行業的排放量。
皮澤說，中國選擇試驗可交易的績效標準，為政策製定者提供了豐富的學習機會。
綠化“一帶一路”
在過去的20年裏，中國的發展非常迅速。
當中國在2013年宣布“一帶一路”倡議時，它承諾該倡議將是環保的。
杜克大學開發了“綠色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一個為大學社區研究“一帶一路”問題的研究合作平台，將探索如何使中國的環境承諾成為現實。該倡議由尼古拉斯研究所和昆山杜克大學協調，有兩個目標:為基礎設施投資設計提供建議，從而確保最佳的環境和社會成果，並向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利益攸關方和決策者傳播最佳的環境實踐。
這兩個目標都反映在計劃於2018年10月在DKU舉行的為期三天的會議上，會議將重點討論“一帶一路”倡議的環境、經濟、地緣戰略和法律層麵。作為活動的一部分，一個由伊麗莎白Losos他是尼古拉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研究所生態係統服務項目主任麗迪雅奧蘭德以及李彬彬和Kathinka FurstDKU環境研究中心將彙集研究人員和政策分析師，繪製和跟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擴張、環境變量以及法律和監管環境。其目的是協調測繪和分析方法，以評估公路、鐵路、輸電線路和管道等線性基礎設施的環境影響，並確定盡量減少和減輕這些影響的地理空間戰略，並評估保護這些影響的法律覆蓋方麵的差距。
“大多數關於‘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影響的工作都是在豎井中進行的，”洛索斯說。“舉例來說，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專注於確定生物多樣性價值高的地區，而這些地區應該被避免;法律學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保護環境的法律法規;以及經濟學家，擴大貿易對生計和移民的影響。我們的研討會將首次將這些學者聚集在一起，共同製定一項戰略，利用地理空間數據主動解決基礎設施擴張對環境的影響。”
“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尼古拉斯研究所“催化劑計劃”資助的一個項目的主題，該計劃支持尼古拉斯研究所與杜克大學教師的合作。通過該項目，洛索斯、奧蘭德、尼古拉斯研究所海洋和沿海政策項目主任約翰Virdin，研究助理薩拉·梅森，以及DKU的李彬彬和斯圖爾特皮姆而且Jennifer Swenson杜克大學尼古拉斯環境學院的研究人員正在評估基礎設施投資對熱帶亞洲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熱帶亞洲是“一帶一路”倡議覆蓋的地區之一。開展了“一帶一路”區域生物多樣性分布圖、“一帶一路”相關主題係列網絡研討會和“一帶一路”主題研討會網站致力於杜克大學的“一帶一路”活動、項目和專家beplay中心app。
——由梅麗莎Edeburn
工作得到中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喬治城大學美中倡議、尼古拉斯研究所催化劑項目的支持，以及通過昆山杜克大學項目杜克大學辦公室和昆山杜克大學在中國的教育和研究創新(ERIC)贈款。圖片由2018中國環境學者論壇組委會提供。
